1861）四月，奉旨帮同浙江巡抚办理团练、亦代表基层社会实体组织的缙绅在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奏称：浙省团练自归现任巡抚王有龄督办，并未定有章程。王有龄将私亲、故旧及结拜师生品行卑鄙善于逢迎之道员张景渠、知府孙士达、知县甘应槐依为心腹，委以要职，以致文武员弁奔走其门，物议沸腾。张孙甘等依势修怨，绅富多被中伤，以致遇有地方公事，顾虑不前。王有龄派段光清赴绍办团，并不知会王履谦。其各处办团绅士，亦任听张景渠等“纷纷札委”。“亩捐”一项本系奏明专为团练经费，被张景渠擅自出示停止，浙东捐款又悉数解省，团防经费一无可筹。绍郡捐局，自本年正月间经王有龄改归地方官办理，派委张景渠及知府怀清等专办山阴会稽户案各捐。该员等差传捐户，按照上年捐输十倍加捐。职员张存浩、生员胡寿颐等稍事迟疑即予管押，并欲杖枷，又欲将该捐户提赴军前充当头阵。职员李镜人、举人陈圭等因威逼书捐，卖田鬻产。捐户陈颖生，因差扰迁避，该道员等即饬县查封房屋、田亩，形同籍没。催捐员弁动辄持令箭拘提，并纵令差役入内室索扰，城乡大震。而江防事宜则置之不问……
咸丰帝只能无奈叹息：前因各省军务未竣，特派督办团练大臣劝办民团，以辅兵力。至前谕王有龄（现任浙江巡抚）督办团练，并令王履谦（缙绅，在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帮办，原期官绅和衷，以收众志成城之效。乃近日如王有龄、王履谦、文煜、清盛、杜乔羽、联捷等无不各存意见，彼此猜嫌，殊失大臣和衷之义……[64]
但咸丰帝本质上是要通过团练大臣真正控制基层社会，重新确立上层政权在双重统治中的主导地位。委派团练大臣办理基层社会团练，只是战乱之中临时救急的变通之法，咸丰帝绝没有、也绝不可能有让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而游离开上层统治主导的初衷。
曾国藩摸透了咸丰帝的心思，不失时机地小心奏道：臣查团练之法，“只能防小支千余之游匪，不能剿大股数万之悍贼”。其练丁口粮若太多，则与募勇之价相等，团练自保即成空名；若太少则与兵勇之价迥殊，不能得其死力。其“团局经费若取之丁漕厘捐四者之中，则有碍督抚生财之道，若设法于四法之外则更无丝毫措手之处，事权既无专属，刚柔实为两难”。他婉转指出：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不设饷局，但亲各邑筑圩自保”；江南团练大臣庞锺璐“激劝乡民，俾知同仇敌忾之义，办理极有斟酌”。但“目下贼势，断非团练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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