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述，李鸿章走的基本是曾国藩的路子——团是团，勇是勇，集勇而未办团。而这一点，已超越了办理团练的范围，所谓“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于是，前有湘军，后有淮军。

如果说，曾国藩乃至李鸿章早年所致力的是县以下基层社会结构与县以上政权结构双重统治的调整和维系，那么，周天爵、袁甲三，则从一个地区或一个省的角度，围绕着“防剿”，以集团调勇的形式，将各县以下各基层社会的实体组织组合起来，并以地区或省一级各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代表及上层政权结构钦差办理团练大员的双重身份，调整、建立二者的关系。大多数团练大臣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既到辖区，立刻被推上第一线，集团调勇，参与防堵。然只有处于皖北或者还有河南这类官“贼”民“匪”胶着混战地区的团练大臣，方能以其近十年的征战，多侧面地展现这一新设官职为清统治者带来的利弊。其中“权力膨胀、尾大不掉”不容忽视。因为人们有理由设问：这是否成为省一级地方自治或军阀割据的滥觞？

3、由咸丰帝向地方委派团练大臣，不管是成功的典型，还是失败的案例，其后果都是基层社会的低度军事化演变为高度军事化。集勇出队、集团调勇，必须以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为基础；不参与官方防堵，面对太平军捻军的压力，亦须武装起来结寨自保；站在官府对立一面，或“两面逢迎”、“两不相帮”、或企图成为独立王国，更须具备强大的武装。以牺牲基层社会的低度军事化、听任其向高度军事化演变为代价“防剿”太平军、捻军，无异于饮鸠止渴。这是清统治者不愿意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现实。

19世纪中国团练大臣的产生发展，反映了在传统双重统治格局遭到严重冲击之时，清统治者调整统治结构、重建统治秩序的企图和努力。团练大臣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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