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安徽的情况而言。安徽在咸丰十年（1860）第三次大规模委派办团人员中没有成为重点。只委派了四人——丁忧知县叶兆兰命署安庆府知府，办理本籍团练；工部郎中余述祖命回籍办理婺源团练；在籍翰林院编修宋梦兰赏侍讲衔，督办皖南团练；已革副都统伊兴阿赏三品顶戴办理徐宿民团事宜。四人中余述祖是现任官员；伊兴阿虽已革却仍在现任；在籍叶兆兰、宋梦兰也通过“命署安庆府知府”、“赏侍讲衔”，有了现任的身份。四人中，除负责皖北宿州、苏北徐州的伊兴阿非皖人外，其他三人均为安徽本籍。可知，此次安徽办团人员的委派，基本是对咸丰三年（1853）委派安徽办团人员的否定之否定。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四人办团的详细记载，只知皖北伊兴阿仍如周天爵、袁甲三，主要致力防剿；皖中叶兆兰应如李鸿章，在团练的基础上，集勇出队；皖南宋梦兰余述祖，前者实获曾国藩办团之旨——团而不练，率众修碉据险守御而已；后者再步潘锡恩后尘，非但“于到籍办团时，擅自刊刻钦差办理本籍团练关防”，“复于婺源县茶厘项下，私自动用银九百九十余两”，纵其下属“代理婺源县知县候补府经历申协煊”，“擅行动支并浮开该县坐支杂款银一千四百六十余两”，另一下属“署黟县知县候选知州王峻”，于“征存地丁项下，浮开该县坐支杂款一千余两”等，终被“撤去办团差事”。[68]
    安徽没有成为此次委派办团人员的重点，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是安徽作为主战场“被兵数年，郡邑沦陷”，“大率糜烂”，“即偶尔攻克一二州县，贼至复失”，失去了办团条件；一是安徽基层社会已实现了从“低度军事化”向“高度军事化”的转变，各个家族宗族乡族均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或官或民或“贼”或“匪”，营垒分明，力量强大。而皖北皖中皖南各地团练事宜的办理，则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点，且仍在继续运行。  
    前者可能性不大，因咸丰帝曾云：“朕思该省虽大率糜烂，若就完善之处先为办理，多一良民即可少一贼匪，未必非釜底抽薪之计。并令绅士督办，使互相联络，众志成城，且可免百姓无可依从及借端滋事之弊”。[69]
    后者成为原因，则可引导人们思索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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