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贤基回籍未返里，没有亲自办团练勇以掌握一支同时体现双重统治的新的武装。他作为朝廷大员，只是“赤手空拳”地檄兵防堵，督勇出战；作为基层绅士，却提出地方独立于中央的种种设想，尽管并未付诸实践。他没有能够发挥朝廷大员与基层绅士双重身份的作用，将双重统治结构一以贯之；却分别以单一身份再度证实了双重统治中对立因素的增长，特别是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力量的增长。

李鸿章、潘锡恩。他们切实在老家原籍办理团练。但具体又有不同。李鸿章似乎更多地体现出其朝廷官员的身份，偏重于上层政权，行为重点在于以家乡原有团练为基础，集勇并率勇出战，参与攻防军务，保卫或恢复上层统治。潘锡恩回到本籍则似乎全以基层绅士的身份出现，偏重于基层社会组织，行为重点在于借办团练自保或发展自己的势力，并未参与指挥皖南的军务和防堵，上层政权受到威胁时，往往“逃遁”或“托病藏匿”，至多如普通绅士一样，捐输了事。李鸿章、潘锡恩之外，真正以特殊的双重身份，兼顾上层下层，通过办理团练将上下层统治一以贯之的典型，似乎没有见诸记载。

周天爵、袁甲三。他们非皖籍，没有在皖北实地办团，十分明确是以防剿军务为首要职责；他们手中掌握了一支以“勇”为主的武装；作为钦差朝廷大员，他们能够调动团练、号令官兵，指挥防堵攻战；因集勇、带勇征战，他们与皖北基层社会各实体组织有较深的密切关系；最后，他们仍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

2、对于清统治者来说，以上三种类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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