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10月3日清政府与巴西所立《和好通商条约》为例，指示贾若敬在《暂立条约》中另加一款声明，即此条约之执行，在葡国以葡文本为准，在中国以中文本为凭，如有歧议，则以法文本为据。最后，他建议将《暂立条约》第四款改：“嗣后，若此缔约方有利益恩施他国或他国臣民者，彼缔约方及其臣民亦得一体均沾”。（注： com a China,vol.Ⅰ,pp.87-88.）
1883年1月25日，总理衙门在给贾若敬的复照中明确指出：“查同治三年五月间，贵国派阿大臣，中国派薛、崇大臣在天津会商时，曾以第九款澳门设官一节，将来中国应照约在该处设官，若不将如何设官之处预为言明，难免日后违误，是以，将应议各节面与阿大臣商议等因在案。是中国与贵国订约已有成议在先，自可无须另议。至投递国书一节，光绪三年九月间照会贵国施大臣（即施利华——引者）业经声明，中国大皇帝未亲政时，概不举行。贵大臣如拟敦崇睦谊，即可查照薛、崇大臣前议办理，此次所送预议《暂立条约》，应毋庸议可也”。（注：《澳门专档》（三），第211-212页。）
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von Brandt)接到本国政府训令后，旋即致函总理衙门询问1862年中葡条约第二、九款中葡文本两歧原因，以试探清政府对另立新约的态度。总理衙门在1883年2月17日复函中，再次不厌其烦地叙述了换约原委，并且进一步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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