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早期，就是这些人受雇的时候，他们至少都是二十大几或三十出头的人。虽然他们并非来自名门贵显，但他们识字，能够领会有关浸信会教义的丰富知识。他们皈依之后，利用血缘和老乡关系把亲朋好友带到教会。既然他们在文字上过关，在信仰上有传教责任，璘为仁就招这些年轻人并训练他们成为传道人，这是符合逻辑的决定。
至于他们的动机，对于这些加入美国差会的年轻人来说，此事似乎有很强的物质刺激。他们移民到暹罗与香港首先是纯经济方面的原因。差会所提供的雇佣机会在经济上是长期有保障的。他们为差会做事有所得，不会亏。虽然环境的证据提示了经济利益与宗教归属之间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尚不能解释为什么潮州移民中只有少数人加入差会，以及为什么他们后来离开香港去汕头，在反洋危机中还继续为差会工作。
除了物质上的刺激。我们还应考虑到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由于与浸信会的联系，这些年轻人可以摆脱劳工阶层，转向众多的文人活动，包括翻译《圣经》，撰写宗教册子，户外讲道与教堂的牧师工作。通过这些传播福音与《圣经》的活动，中国事工可以学会教学和组织的技巧，他们没有其他的机会来学这种技巧。当时在中国，有文化是权利与地位的象征，被美国浸信会所雇佣对这些移民劳工来说当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差事。有文化，有领导能力保证了向上层社会流动，在社交圈赢得尊重。人们可能作出这样假设：这些年轻人认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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