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人民的言论，很难想象是出自在日本提倡自由平等等“文明开化”价值的启蒙大师之口！
（三）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心仪中华文化，1899（明治32）年9月初游中国，他用“痛惜”二字形容初见山东荣成湾之荒凉的感受；（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22。）他游北京崇文门感到“无限凄凉，不觉泪下”；（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39。）他醉心于西湖月色，不免赋诗舒感。（注：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页40-41。）内藤湖南心灵深处跃动着炽热的中国情怀。他曾撰文反驳明治20年（光绪13年，1887年）前后随着日本国民意识高涨而来的“日本人的天职”之类的口号，（注：内藤撰有〈支那论〉、〈清国の立宪*〉、〈日本の天职と学者〉以及〈所谓日本の天职〉等文，其中前二篇已由傅佛果译为英文：Joshua A.Foeel, ed. and tr.,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XVII,No.1, (Fall,1983): 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pp.24-87。）他关心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收录〈时事论〉、〈清朝兴衰亡论〉、〈支那论〉及〈新支那论〉等论文，内藤的现实关怀跃然纸上，他对中国前途的言论前后颇有变化，值得细加分析。内藤湖南在旅游中国之前，先来台湾，时在1897（明治30）年4月，停留到1898（明治31）年4月返回日本。&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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