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战争中，刘铭传一方面坚定地领导台湾军民抗法，一方面希望早日言和。在战斗正酣之际，他曾给李鸿章电报说：“法以船十数只即牵制全局，中国各顾各防，置台岛于不问，即有兵来，亦难装运。将来大局愈坏，非到不能收拾之际，不知转圜。吾师尚须维持全局，早日设法挽回，或可转危为安。”他特别指出：“铭传为大局计，非仅为台计也。”还说：与主持中枢的醇亲王奕＠③如议及和战大计，“不妨以铭传言告之。”〔27〕而李鸿章在主和时亦认真备战，使津防“较有把握”，即便法国海陆军联手来攻，也“可设法鏖战”，请朝廷“毋以法船至津挟和为虑。”〔28〕刘、李在和战问题上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作为*家他们主和，争取和平环境以便中国变法求强；作为手握兵权的大员，他们力图提高中国军队的防卫能力，而在战争到来时，顽强抗击侵略者，不示敌以弱。正如李鸿章所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速成而经久。”〔29〕

李刘之间也有过激烈争执，但很快就和好如初。

他们最不相同处当是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刘铭传名士味甚重，卓荦不羁，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高蹈远去，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他多次辞官回乡，在朝为官时间少，乡居时间多，只有在外敌压境时才肯出山。

李鸿章正相反，拼命做官，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从不言退。《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中”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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