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修铁路之匠，亦自愿效能于天朝，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24〕此折一上，反对者纷纷，引来一大批保守派的攻击。李鸿章审时度势，知道由于保守派太强大，修铁路之举暂难举行，但仍毫不迟疑地上折声援刘。他说，铁路是欧美各国富强之基础，“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修铁路以善其后”；“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他进一步阐述了刘铭传的铁路有诸多利益的思想，提出铁路有九利：一、有利于百货流通，于国计大有裨益。二、利于国防。如有铁路，“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十八省之旅，一呼可集，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三、利于京师控制全国。铁路既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四、便于赈灾。五、便于转运漕粮、军粮、军饷等。六、便于邮政。七、有利于矿务。八、轮船与火车优势互补，轮船运输因有火车而获得新的发展。九、便于行旅。李鸿章也主张借洋债修铁路，并提出有三点应予注意：一与外国贷款者“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一切修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二、不准外方附股，防止铁路为彼占据。三，“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以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偿还本息，以免影响中国各项正常财政用度〔25〕。刘铭传首发其端，李鸿章思虑更为周全。
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不少人认为，在外交上李鸿章一般主和，刘铭传总是主战，是他们最重要的区别。事实是李并非只讲和不讲战，刘也并非只讲战不讲和。刘铭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列强纷至沓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临外侮，言和言，战意见不一。中国不应当简单言战或言和。“言战者当审兵将是否可战？器械是否可战？炮台是否可战？空谈无补，后祸无穷。”这是批评清流派等不顾中外力量对比，大言炎炎，一味主战。显然他是主和的。同时他告诫主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剜肉补疮，欺陵胡底？”只知一个和字，于国家也不利。关键是要自强，以和平为手段，以变法图强为目的。“夫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犹当暑着貂也。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他提出，和约既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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