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鸿章和刘铭传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反对太平天国是他们建立友谊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新思想，都是近代改革家。近代改革家几乎都是从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开始的。李青年时师从曾国藩，以“义理经世”。刘青少年时“喜读”医药、占候、堪舆、五行、兵家之书，“尤殚经世之务”〔22〕。

他们几乎同时看到西方之长。1862年春，他们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3〕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学习西方。

在1880年的铁路之争中，李刘观念一致，配合默契，充分显示了他们思想的一致性。首先是刘上了《筹造铁路折》，提出：练兵、制器等固为自强所必须，“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作用甚大且多，“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修造铁路需要巨款，中国财政却窘困异常，他提出可另辟筹款途径，“今欲乘时立办，莫如议借洋债。洋债以济国用，断断不可，若以为开利源，则款归有着，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以轻，期可以缓；且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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