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丘逢甲之为人所以争论不休，既然是由于他内渡引起的，那就需要把他离台前的活动及内渡原因搞清楚。

根据已经见到的指责丘逢甲内渡的文字，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是将丘逢甲与在台抗日中牺牲的吴汤兴、徐骧相比。如称：“逢甲既去，居于嘉应，自号仓海君，慨然有报秦之志。观其为诗，辞多激越，似不忍以书生老也。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注：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1页。按：此书初版于日本大正十年，即1911年。）后来之争议即以此为起点。第二，是将丘逢甲与唐景菘相比，意其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耳。丘逢甲死后，有人作挽联以讥讽之，有“唐总统涕泣誓师，乘隙腰缠偷内渡”、“地下若逢唐少保，拊心蒙面污魂过奈何桥”诸语，第三，是将丘逢甲自己的言与行相比，认为“为德不卒”。如称：“其未战而先走之行为则与其先前所发表的激越言辞迥异；更何况丘逢甲在唐景崧不战而逃时，曾痛骂唐景崧，甚至表示要‘食唐景崧之肉’，但其行径却与唐景崧如出一辙，其言行未能合一，终为世人所讥。”（注：《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第90页。）这些指责用简单的类比方法，皆未免流于表面化，且受情绪化的影响，很难从中了解丘逢甲离台内渡的真实原因。

事实上，若丘逢甲真存内渡之心，他是有多次离台机会的。譬如说，当5月中旬清廷电谕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内渡时，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同布政使顾肇熙、福建提督杨岐珍等许多官员一样离台；当6月初日军登陆澳底后，他可以像曾被推为台湾民主国议长、太仆卿衔台湾团防事务督办林维源那样离台；甚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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