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中高燮曾遂抗疏特荐，清光绪帝召见有为。光绪虽“欲召见面询。为恭邸阻，以成例四品以下不得召见，命大臣询问代奏可也。上从之，令总署王大臣详细询问变法大计，……此（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间事也。至四月恭邸薨，上始得与翁常熟，一德一心，商办变法事宜；又值太后许假事权，故敢下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焉。”（苏继祖《戊戌朝变纪闻》）梁启超因论康有为于“百日维新”之初，以主事而得获光绪帝召见，“为咸丰以来四十余年未有之创举”云云（《戊戌政变记》）。
丘逢甲于光绪十五年会试中式，榜列“三甲第九十六名进士”，设非另有特旨，按例带领引见。新进士以主事用，发派何衙，归由吏部签分。各部司员例有定额，积秩递升；新进士以主事用者到部后，即或入司办事，亦犹属学习行走，在额外司员之班。倘非庶吉士散馆转部，例须俟三年学习期满，方有真除资格。又，请假告归，不失职衔，尚非“弃官”。是以丘氏通籍后至返台，此节履历，《丘传》叙述文字，似犹稍欠推敲，诚不如还依档件所引丘氏自呈为确：“光绪己丑科会试中式进士，引见后，以主事用，签分工部学习。到部后，乞假回台。”
三、关于“总办全台义勇事宜”。
林增平先生曾指出，以往丘逢甲研究中严重缺点之一，即“对丘逢甲‘统领全台义勇’的地位不予承认”：甲午战争期间“倡首筹组抗日保台义军的，是丘逢甲；全台义军的统领，也是丘逢甲。可是，在我们多数近代史著作或论述甲午～乙未台湾人民抗日的论著中，却不提及这个史实”（见《丘传》：原版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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