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传》曰：“1896年5月下旬，在淡定山居落成之后，丘逢甲动身前往省城广州。”在广州“大约逗留了近三个月的光景”，“先后拜访了广东巡抚许仙屏、翰林院编修刘葆贞、菊坡书院山长梁诗五等粤省大吏和社会名流。”“许仙屏对于丘逢甲的诗才和乙未抗日护台义举也早就十分敬佩。于是，两人一见如故，相遇甚得。当许得知丘逢甲的困难处境后，深表同情，这时，恰好镇平劣绅联名控告丘逢甲‘违旨作乱’，要求官府‘严办’的状纸呈递到了抚署，许仙屏阅毕，愤然挥毫，将这份诉状判为‘挟私诬害’，予以严厉驳斥。并邀约刑部侍郎廖寿恒（原注：1889年丘赴京会试时，廖任是科总裁），联名上奏朝廷，陈述丘逢甲抗日护台的良苦用心和义烈举动，请求朝廷予以褒扬录用。可是，不久之后，朝廷批复的‘谕旨’，却是‘归籍海阳’。丘逢甲本不愿为官，因此，对于朝廷不予录用并不在意，但这一冷冰冰的批复，却意味着朝廷对他在台湾的抗日自主之举至今仍耿耿于怀，很不满意，这使丘逢甲的情绪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他‘雄心消尽闲情在，四海无家独卖文’。是年秋天，他怀着满腔的积愤与忧怨，含泪离开广州，重返粤东山村。”《丘传》又曰：“由省垣返回淡定山居不久，是年（原注：丙申）冬，丘逢甲遵照朝廷旨意，辞别双亲，带着妻室儿女，离开山城镇平来到南海之滨的潮州，在西门鱼市巷租赁了一座宅院安顿下来。”

按《丘传》于“奉旨归籍”之由来，及“归籍”之内涵，似颇有误会。兹据档件等史料，试为逐一辨之。

其一，“归籍”缘起。并非如《丘传》言，奏章未涉“归籍”事，而朝廷突兀忽下“归籍”旨。事实为：有谭、许奏片，然后有朝廷此旨；而谭、许之出奏，则首先因有丘氏呈文。故此“归籍”一节，追本溯源，实乃发始于丘氏自身“移归原籍”之请。《丘传》之论“归籍”，诸多误会，亦皆由未及正本清源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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