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吸烟馆者，乃得吸烟人之烟屎为利益，但须卖与专卖局，不得另卖别人，且不得从吸烟人渗入烟膏之内吸之，亦不许私自煮作烟膏。不论何人有犯此例者，以私造烟土罪论。无吸烟许可证者，不许吸烟，且不得卧于吸烟馆之床，并不得与吸烟者对面，以烟灯在中间而卧。

从取缔法可以得知，鸦片断禁政策的特点是：一、继续实行专卖制度；二、加大对私制、私吸、私卖等的处罚；三、给予经营鸦片业的台湾人以更大的利益，换言之，则用鸦片之利来诱使台湾人为其驱使，如规定“批发人只系台湾之绅士于国家有功者或区长乡正”、“零星贩卖者或开吸烟馆之人，以该地地保或壮丁头充之，以偿其一向为该地方办事之义务”等。鸦片断禁政策明显具有为战时体制服务性质，并不存在要真的断禁，而是和日军的枪炮相配合，把目标指向对岸的中国大陆。1938年5月，日军占领厦门后，推行鸦片专卖政策， 公卖局局长则为日籍台人林济川，公卖事宜完全由驻厦门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直接控制，售毒场所美其名曰“谈话室”或“戒烟厅”。沦陷初期，厦门全市有二盘烟馆27家（向专卖公司批发鸦片的商店），三盘鸦片烟馆近270 家（向二盘家批发鸦片零售给瘾者的商家），（注：《前线日报》1943年5 月10日。）每家都是由有功于日军的日籍台人或当地亲日人士做老板，每月可自公卖局以低价配得鸦片烟膏600两，月销共计约1.2万两，转手之间，即可获得巨额的利润。

日据台期间一惯采取把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离的政策，使它跟日本结合起来，以“实现日台经济一体化”，而在鸦片问题上却大力推行无孔不入的毒化政策。福建地邻台湾，因“与敌国辖境本系一衣带水，近年以还，敌之谋我，日益加剧，几乎举国上下用尽种种手段，以危害我民族，绝灭我生机，查过去事实，凡是在本省制造、运输、贩卖各种烈性毒品者，无非敌国之留居民，此种毫无人性之败类，谋介毒品、传播毒品、直接间接均予我民族生存以极大威胁”。（注：《福建省禁烟概论》，载于《闽政丛刊》1939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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