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动员之兵力当然更大。此治台经验，使日本人获益匪浅，满建国初期之岁入6400万元中，鸦片专卖收入就有1000万元。与台湾有所不同的是，满洲国之鸦片令规定，在政府监督之下，许可罂粟栽培（后逐渐被限定在热河省及兴安西等区域内）。“满洲国所需之鸦片量太大，日本无法从外部全量供给，故有此项措施。透过此种鸦片专卖制度，仅以一般会计转入金进帐的鸦片专卖利益金，然1936年亦达满洲国岁入的5 ％，约1331万元”。（注：（韩）朴僵著 游娟缳译《中日战争与鸦片（1937—1945）》台国史馆印行1998年版，页60。）
随着占领区的扩大，鸦片的消费量也在增多，外部进口已不能满足需求，日侵略者便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满蒙一带，采取了就地种植罂粟制度，但以上地区，均采取了鸦片专卖。在侵占了华中地区以后，日人鉴于对此一地区的势力尚未完全渗透，采取鸦片专卖制度尚不可行，因此便利用当地伪政权进行毒化活动。1938年12月12日，在维新政府关于修改禁烟条例的一次立法会议上，日本大藏省书记官滨田法海就认为，要采取象台湾鸦片渐禁政策。维新政府辖区内的苏浙皖三省，瘾者有七八十万人，“以台湾戒烟法之经验言，对有瘾者禁止吸烟，但有瘾者非吸不行，无论处罚如何严厉均无效果，盖法令虽严，亦有时而穷，规定过严反使犯罪人数增加。”（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禁烟条例一案会议纪录》（1941年9月26日收到）。）他建议，将“禁”烟改为“戒”烟。（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禁烟条例一案会议纪录》（1941年9月26日收到）。）果然，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 伪国民政府将原维新政府时期的“禁烟总局”改为“戒烟总局”，实施了鸦片渐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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