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的数量并没有比以前有所减少。从1895年11月到1896年4月， 根据淡水、安平、打狗三税关的统计，台湾每年仅从这三个税关就进口鸦片238096斤，（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根据台湾总督府公文档案编译《日据初期之鸦片政策》第一册，页95。）再加上大量无法统计的*鸦片，这样每年实际进入台湾的鸦片数量同日据前相比，至少不相上下。台湾*鸦片主要有两类，一类来自外国，另一类来自大陆，其中大陆的“土鸦片”为台湾各种烟膏制造商、贩卖店所持有，均非经正当途径进口……*已成公然”。1899年，殖民当局在一份禁烟年度报告中也承认：“近来屡见有*输入、密造及密贩等重要案件”。
鸦片专卖成为重要的治台经验 鸦片专卖制度，使殖民当局获得巨额收入，不仅为治台补足了经费，而且其一整套做法，如对瘾者的调查、瘾者登记、吸食特许、原料外部进口等，也已渐成体系，成为治台经验一部分，向中国大陆推广。
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获胜，得以租借关东州，在此地区亦借鸦片渐禁之名实施鸦片专卖制度。为避免国际间之指责，在关东局直接监督下，由中国人在大连设立慈善团体——宏济善堂，让该堂之戒烟部担当鸦片的进口及销售。宏济善堂将销售鸦片获取之纯益，以特许费缴纳关东厅，其年收入约高达400～500万元。（注：（日）大井静雄著《阿片事件的真相》1924年3月，载于（日）《续现代史资料（12 ）鸦片问题》1986年版，みすず书房，页211。）1924年关东州制订鸦片令， 实施渐禁政策。在1924～1925年召开之日内瓦鸦片会议中，日本的关东州鸦片政策受到强烈指责，日本遂于1928年在大连设置关东厅专卖局。直至1937年中日战前为止，其鸦片收入巨大，1934年约637万元， 1935年约300万元，各占总岁入的16.3％和10％左右。日本亦于关东州地区采行原料外部供给方式，以谋求更高的专卖收入，关东州之鸦片需求量则主要由伊朗、土耳其等地进口。
日本在满洲国的鸦片政策，也向台湾看齐，实行渐禁主义。因为在台湾如要实施严禁政策，一年尚且需要动用二个师团以上之军队，而满洲国面积更广，人口更多，且三面环陆，若实施严禁政策，其所需经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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