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可知，在清代，人丁概念的内涵已发生重大变异。尽管清朝中央政府仍然从传统的意义上理解并界定人丁的概念，坚持和反复重申确定人丁的正统原则，但是各地不仅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相互之间在人丁的界定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歧异。不同的地区，对人丁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读。 

事实上，清朝中央政府对上述情况有一定了解，并采取默许的态度。康熙《大清会典》载：“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田派者，有丁从地派者。即一省之内，则例各殊，遵行既久，闾阎称便。”[35]由此，各地虽仍然实行着定期的人丁编审，但这种编审，实际上在许多地区已经不是对成丁年龄者的审查，而是对负有交纳丁银义务的“人丁”的审查。在这里，“人丁”已非原来意义上之人丁，“人丁”的自然属性逐渐丧失，而其社会属性日渐突出。因此，在许多地区，“人丁”的载体已非实际存在的已到成丁年龄的自然人，它们很大程度上已被物化。其结果，必然是人丁与纳税义务的分离，以及人丁数量统计的失实。 

关于这一点，康熙皇帝已有所觉察。他曾对大学士及九卿们讲：“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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