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以降，因数十万旗人长期聚居京城，使越来越多的人遇到“祖茔因年久地窄，不能容葬”的问题。另辟新茔，成为他们朝思暮想的一桩心事。近郊寻找不到，只好到远郊寻找，到后来，连在远郊或畿辅各县兑换茔地也成为一件难事。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正黄旗满洲贡生灰瑞，指自置坐落新城县旗地四顷一十亩，每年取租钱一百零二千，兑换该县上清河村香灯官地一顷三十六亩余，每年官征租银二十二两二钱余，作为茔地。寻经内务府查清，灰瑞所指香灯地，已经正黄旗副催长福宁呈递兑换为茔。灰瑞的要求自然落空。[25]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有些旗人兑换茔地，首先注重的是“风水”的好坏，至于地价的高低、租钱的多少，考虑倒在其次，所以才会出现不计较地价和收益的现象。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官府之所以规定兑换地必须按三比一的比例，也是为了防止自身利益受到损害。顺理成章的推理是：旗人用于兑换官地的土地，通常都是硗瘠薄收或者地理偏远、难以管理的土地。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三比一的兑换比例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除官地外，旗人兑换民地为茔有时也参照三比一的比例。北京西郊恩济庄关帝庙，原置有民地一段，在八宝庄村西，计地五十二亩，租银二十六两。咸丰三年（1853）有旗人崇宅欲兑换此地为茔，遂与关帝庙住持议定：换出双槐树村北地五段共计一顷六十三亩，每年取租钱一百八十吊。崇宅换出地约当换入地的三倍，收益则相当换入地的六倍。[26]  

在宗室王公中，奕绘贝勒的园寝是典型的置换地。他看中的园寝在今房山县大房山之东的大南峪，明神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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