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官银二千两,每岁息银三百两。后因息银拖欠,四房公议,将此地归于长房,听其售价,以缴官项,立结存照。赵佳氏念及丈夫丰升额已逝,家业凋零,囊无余物,又不愿将此地委之他姓,遂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始得了结二千三百两的官债。[30]
阿里衮,钮祜禄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朝历仕总管内务府大臣、湖广、两广等处总督,领侍卫内大臣等要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缅甸之役卒于军,谥襄壮,祀贤良祠。后追加封号为果毅继勇公。他有子四人,即赵佳氏碑文中提到的“四房”,长房即赵佳氏之夫丰升额,以下三房依次为倭兴额、色克精额、布彦达赉。丰升额袭封一等公,擢领侍卫内大臣、署兵部尚书。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立大功,加封一等子,以其弟布彦达赉袭爵。四十二年卒,赐太子太保,谥诚武。[31]丰升额死后,家境衰落,赵佳氏为了保住赎回的祭田,不得不将旧存钗钿衣服全行质售,才算了结官债。可见,即便是世家大族,要长久保有祖辈留下的茔地、祭田,也并非易事。这正是赵佳氏立祭田碑的用意所在。
《庆安茔地碑》也提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先人孙尔松阿、嵩噶礼、蟒古赉将“前岁赎回祖茔明堂地一顷二十三亩以存公中,每岁所获租银以备修理坟茔之资。” [32] 除北京外,在关外旗人中,同样存在将回赎地立为祭田的现象。[33]
回赎地虽然不构成茔地、祭田的主要来源,它的存在却凸显了民人侵蚀旗地现象的严重。一些旗人为了防止回赎地再度流失,往往刻碑存记。碑文除谆谆叮嘱后嗣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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