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的角度，提出应广兴民学，按业分科，使四民各业皆有所学。如１８７６年香港《中外新闻》发表文章，提出应“劝民捐资多建义学”，而且教学内容应适于民众生活之需，如“倘富商能捐集二千金置立实业，即可延一塾师，但教之之法，先使其识字，后学算盘、银水，使不能成材者亦可转而贸易。”１９７６年４月１５日《申报》也发表《论设学训民》的文章，以古为鉴，指出：“古者州党乡术无不设学以教民焉，……古之儒者除世禄之家外，余则皆以治生为急，大舜则出于农，傅说则出于工，胶鬲则出于商，即圣门高弟何莫不然。四民皆知向学，故能知大义，君民亦皆合为一体。”文章指出，自汉以来选拔人才行乡举里选，隋唐而后又行科举取士，使“先王学校之制荡然无存，始家自为学，士与民分矣。……至于农工商贾，则无学以训之。”因此提倡“各处皆立义学，使四民之子弟皆可入学，不但令其读诗书，而且令其敦品行。”
１８８１年，天津河间设立慈善艺塾广仁堂，“凡幼年子弟无人管教，则收入堂中，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奖劝而激励之，使之有所拘束，有所操习。”这里的“教”，不是指以往单纯的读举业之书，而是指习得谋生技能的“艺”。《申报》８月２８日发表《论考验艺徒》一文，就此事评论道：“古人为学原不拘以一格，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分门别类，各就所长而策之，则天下无弃材。自后人误会教字之义，以为除读书而外别无所谓教，于是幼年子弟除读书之外，别无所谓业，是为亦大谬也乎？人生世上，厥有四民，士居其一，农工商居其三，可知教育之方原不仅使为士，苟能于农工商之中学成一端，何尝不可以为恒业，而农工商三者之中又条分缕析，款目繁多，通一事即可得一事之用，执一业即可得一业之力，业虽有大小之分，而其所以谋食则一也。”由此感叹：“天下安得皆有此堂以教育斯世之子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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