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仅有的成绩毕竟掩盖不了积存的问题。史实说明，在一个即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之下，仅凭一些点滴的变革是无法消除早已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川总督锡良曾就四川省的处理积案状况上奏说，川省也曾议定清讼章程，“饬属按月造册，覆其勤惰以定功过，立法未始不良，而日久玩生，遂成故套，甚有任意讳饰，相率拖延，实属不成事体。”（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法律类，审办项。）腐败的吏治往往使得清理积案的各种章程和措施难以通行，甚或行同具文。事实上，光是面对各种瞒天过海的欺饰，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不清而捏为清，不结而捏为结”仍是当时官吏对待各种案件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对于“原期便于稽核”的清讼章程，“各属因册内既不细叙已结未结缘由”，所以更是“不无含糊蒙混”。虽然为了督促清讼，许多省都将清理积案与赏罚功过直接联系起来，上谕甚至决定“凡实缺计典，候补委署，以及年终密考，俱以清讼之功过分别予夺优劣”（注：《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编》，第1分册，第595页。），但是这些对于各级官吏的因循拖延却显得无济于事，在各种功过章程下所出现的仍然是“各属办理命案，凡遇案情较重，犯供狡展，或解审驳回，承审接审之员，不思悉心研鞫，往往藉要证外出，咨部展限，束置高阁”。而且，由于清讼功过章程更详细地将案件审理的数量与政绩相联系起来，许多地方官为了躲避因积案带来的责罚，于脆将积案隐而不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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