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晚清官吏素质之低劣也使得诸种清讼措施无法实现。如江苏省曾将词讼月报的统一格式分发各属，但经稽核发现，“办法参差者，十居其九”，尤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青浦、武进二县六月份词讼案由，系将上月未结事件颠倒开列，致多遗漏不符”（注：《江苏省例》，同治六年。）。此外，光绪初年各省所设的交代清讼等局，既经设立便被发现弊端重重，各局“往往以军功捐纳之道府派充督办，而局内派司主稿之候补丞ｃｕì＠③牧令等官则半系幕友改捐人员，上司藉为调剂之差，属员恃为钻营之路，一切公事任意压搁，馈送请托，流弊滋多”（注：《光绪朝东华录》，第791页。），而且，清讼局的成立并未改变官员之间相互推诿的现状，如湖南自“立积案局，一切委之委员，而臬司转不加详核”。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被寄予厚望的各省清讼等局终因其弊端过多而被裁撤。（注：《申报》，1886年1月6日。）
总之，积案问题已成为晚清社会的一种痼疾，即使是在被称为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启动的清末法制改革中，积案问题的严重性似乎仍旧有增无减。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仅贵州省上报的命盗案件中因案犯逃窜在外，无缉获审理的积年老案就多达279起，其大致情况如下：
光绪三十年（1908年）贵州省造报咨缉未获逃犯命盗案件一览表*
积案年代 同治十年 同治十三年 光绪元年 光绪六年 光绪十一年 光绪十六年 光绪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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