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铜政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铜政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也不例外。乾隆五年(1740)，以关于煤矿开采的讨论为契机，清初以来实行的矿禁政策开始松弛。乾隆八年(1743)，大学士张廷玉奏称：“铜、铁、铅、锡之山，可以资民开采，供生民日用之需”，“请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以资鼓铸”[38]。自此而后，清代以铜矿为主干的矿业蓬勃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而达于极盛。特别是对铜矿生产，清政府采取减轻税率、提高官铜收购价、允许“一分通商”，即以产量的10%自行出售等措施，大大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在铜斤主要产地云南，铜厂大者六七万人，小者亦万余人，铜产量也由乾隆五年的六七百万斤，猛增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一千二三百万斤。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矿业生产在极盛状况的背后，已然隐藏着危机，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吏治败坏，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云南铜政也开始陷入困难重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对此，一些地方督抚大吏不乏有清醒认识者。其中，尤以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所论为切中时弊。

    乾隆三十六年(1771)，王太岳出任云南按察使，次年擢布政使。在滇数年间，他目睹云南铜矿生产“官民交病，进退两穷”的状况，经过认真思考，于四十年(1775)上《铜政议》二篇，就云南铜政的现状、问题，以及改进的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太岳认为：“今日铜政之难，其在采办者四，而在输运者一”。在采办方面，“一曰官给之价难再议加也”。清代铜政定例，官给工本，招商、民承办，产量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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