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十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则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已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即使“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据此，他得出结论：“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
洪亮吉还考察了人口增殖与物价的关系，认为人口越多，物价越高，民众生活越无保障。由于“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动，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49]。为了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问题，洪亮吉提出了两方面的对策：一为“天地调剂之法”，即“水旱疾疫”等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减员；一为“君相调剂之法”，“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50]。
当然，18世纪中国的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对“盛世”时期人口遽增的社会现实表示忧虑之时，尚未能对此作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阐述，也还未能就解决人口问题提出更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他们所指出的清代人口增殖的严峻状况，所论述的人口增殖与生产发展、生活资料增加二者之间不平衡的关系，却给予时人以及后世以有益的启示，并且在清代以及中国人口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乾嘉年间诸多有识之士对河工、漕运、盐政、铜政、人口等有关国计民生问题的思考，终于促成了经济之学的出现和经世派的产生，这就是陆ｙàｏ＠⑥及其代表作《切问斋文钞》。陆ｙàｏ＠⑥幼年家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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