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但他“奋励于学”，经举业入仕后，历任登州知府、山东运河道、按察使、湖南巡抚等职。幼时的生活经历和多年的仕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间疾苦。因而他既反对“闭户而谈天道，高座而说明心”的理学，又反对“揣摩应举，因循卑陋”的词章之学，对“ｘｉáｎ＠⑦ｃｈě＠⑧细碎，抉剔幽隐”的汉学也持批评态度。[51]乾隆四十年(1775)，陆ｙàｏ＠⑥以“立言贵乎有用”为标准[52]，选择清初至乾隆年间“有关世道人心之作”，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凡十二类，辑成《切问斋文钞》30卷。从而在18世纪下半叶明确树立一门经济之学，为嘉庆以后贺长龄、魏源等经世派的崛起以及知识界风气的变化，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综观清代乾嘉时期的经世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问题，诸如汉学的狭窄，理学的陈腐，社会经济方面河工、漕运、盐政、铜政等大政的危机，以及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都使人们深切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内部，正积聚着空前的矛盾，酝酿着深刻的变革。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矛盾和危机，警醒了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促使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救世的良方。经世主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与当时隐而复彰的今文经学以及方兴未艾的边疆史地学一道，汇成了乾嘉时期经世思潮的潜流。尽管它还十分弱小，也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毕竟在学者面前重新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空，为更多的学者走出汉学狭小的书斋，摆脱理学的束缚，直面现实，经世致用，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社会的变化才刚刚开始，矛盾尚未激化，危机尚未爆发，因此，各种思想主张也未能十分成熟、系统，而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河工，或漕运，或盐政，或铜政，缺乏对整个社会系统的看法，缺乏一种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思考。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而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方案。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知识界和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未能重视、倡导科学技术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陷。
注释：
２[1]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00，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册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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