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之一。由于劳动力是古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土地耕种面积的扩大乃至社会财富的增长，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强调“养民”、“爱民”，重视人口数量的统计。据史籍记载，从西汉末年至明代晚期，我国人口数字一直徘徊在6000万人上下，增长幅度不大。清初经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顺治八年(1652)为1400万人，十八年(1662)上升到1900万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全国在册人口也仅2460万人。此后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除固定人口2460万人外，共“滋生人丁”1200万人，合计为3660万人，数字一直很低。乾隆五年(1740)，一方面为了炫耀“盛世”，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觉察到人口增加的压力，感到需要掌握全国实际人口数字，以通盘筹划国用，因而下令各省查报户口实数与谷数。乾隆六年(1741)冬，“会计天下民数”，“大小男妇”达到1.4341亿，大大突破了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数字。对此，近年的研究者认为，我国明代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字偏低，因为人们为了逃避赋税，采取各种方式隐匿人口。而清代乾隆以前的人口统计数，实际上是纳税人丁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实际人口数应为纳税人丁的四至五倍。据此，有学者推测，明朝后期我国人口实际已达1亿以上，清代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已逐渐回升到明末水平，康雍年间约在1亿左右。至乾隆初年，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首次突破1亿大关。自此而后，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很快，到乾隆六十年(1795)已达2.9696亿，远远超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口的急遽增加，既反映了盛世时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也造成了日趋严重的人口压力，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不安定的因素。因此，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试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早察觉到人口问题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的，可以说是最高统治者康、雍、乾三帝。18世纪初叶，康熙皇帝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于今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孟子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不可不为筹之也”[43]。在康熙看来，民生贫困，米价上扬，也都与人口增长有关。他说：“民生所以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44]。雍正在位期间，同样感到人口问题的压力，自谓其“临御以来，宵旰忧勤，凡有益于民生者，无不广为筹度。因念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欠，民食维艰。将来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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