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滋，何以为业？”[45]又言“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余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之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46]至乾隆年间，统治者更深刻地感觉到了人口遽增的严峻形势，乾隆说：“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日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朕甚忧之”[47]。不仅如此，乾隆还看到了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他在诗中写道：“谷数较于初践祚，增才十分一倍就。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48]。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问题，清代统治者相继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对策，试图缓解人口增长给国计民生造成的压力。康熙根据“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的实际情形，于五十一年(1712)下令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雍正进而推行“摊丁入亩”，藉以减轻广大民众的负担。康、雍、乾三帝都十分重视劝垦农桑，兴修水利，乾隆还开放矿禁，力图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人口问题。
18世纪中国社会人口增长的实际状况以及统治者采取的一些措施，引发了有识之士的思考，这就是洪亮吉和他的人口论。乾隆五十七年(1792)，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洪亮吉被派为贵州学政。置身于民风淳朴的西南高原地区，目睹当地民众生计维艰的实际情形，忧国忧民的洪亮吉把自己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集中在他于次年撰写的《意言》一书当中。有关人口问题的看法和论述，可以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洪亮吉首先对18世纪人口增长的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诸如耕地、房屋的增长却十分缓慢。洪亮吉以一个有屋十间、有田一顷的家族为例，对二者增长的不同情形作了比较分析，即“高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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