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此后，陆续有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觉察到云南铜政存在的危机，试图提出解决的办法。乾隆四十二年(1777)，云南巡抚裴宗锡“疏陈铜务利弊”，集中提出了铜价不敷工本的问题。他说，每百斤铜价虽经加至六两四钱，然“取各厂人工、粮食、油炭时值逐款估计，折中牵算，矿沙积旺之厂，每铜百斤，犹少价银一两五六钱，若矿薄沙稀，则耗折更无底止。盖缘官买之初，定价本较他处最轻，而厂民不以为累者，当年岁需之铜，不过八九十万，后增亦不过三四百万，比于今日，十才一二。交官既少，私售必多，私铜既可肥家，官价自可不计。今官额日增，私售厉禁，厂民仅恃官本，势自不敷。原价既轻，虽叠加增，亦难给足，于是民则领后补前，官则移新掩旧，日积月重，遂成巨累”。对此，裴宗锡认为，与其采取现行“一分通商”的通融调剂之法，“不若明增价值”。即增云南本省各局鼓铸卯数，并将原“一分自售之铜”收回，“以作加卯，代为带铸”，将铸息一并分给各厂，如此则“大厂可增价一两五钱，小厂可增价一两。云南五金所产，生生不穷，厂户果能有利无累，获铜自可有增无减，厂欠可以永清，私铜可以永绝，散钱息以收铜息，厚厂利以清厂弊，计无便于此也”[41]。乾隆四十五年(1780)，吏部右侍郎和ｓｈēｎ＠⑤赴云南查讯案件，回京面奏，亦曾言及铜价问题，谓“滇省铜斤，官价轻而私价重，小民趋利，往往有偷漏*，地方官虽设法严禁，无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难周，私铜仍多偷漏，所以京铜缺少”。和ｓｈēｎ＠⑤认为：“向来定例，九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将官运之铜全数交完后，听其将所剩铜斤，尽数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竞相趋赴，丁多铜集，京运不致仍前缺乏”[42]。
上述朝廷官员和地方大吏对铜政的看法和提出的种种救弊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国计民生和社会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关于铜价问题的议论，触及到了封建制度下矿业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措施窒碍难行，致使云南铜政在乾隆末年以后，日形竭蹶，逐渐走向衰颓萎缩。但当时有识之士所作的思考，仍然给予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五、人口
在封建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多少，可以说是衡量社会经济繁荣与否的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