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聚落·社区·信仰及其它

    滨岛敦俊对江南三角洲地区地域社会的探讨卓有成效。他注意到“分圩”问题，在《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日本唐史研究会编《中国聚落史的研究》1980）中，从社会的角度，考察了圩和村落的关系，包括直接从事生产者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论述了圩的景观形态。他对“总管”信仰的研究有《中国村庙案考》（《近代中国研究汇报》5,1983）指出：覆盖明清江南农村的总管信仰，起源于元末明初，其神异特别体现在“乡曲保全”、税粮输送等行船保护上。该信仰的主要方面是：形成关联着粮长等乡居地主层对农村、农民的支配，这是适应明末清初乡居地主在当地权力解体的变动，在清末综合表现为佃农抗租斗争。关于村落的问题，滨岛敦俊《中国中世农村共同体》（木村尚三郎主编《中世的农村》〈中世纪讲座2〉学生社，1987），揭示出作为“人们社会集团共同体”的“里”向’村”的推移过程。他在《明清时代江南农村的“社”和土地庙》（前揭《山根论丛》）指出：在江南三角洲地区，众多的村落拥有一个土地庙的情况多见。以该土地庙为中心形成的地缘社会集团称为“社”，信仰、祭祖至乡村问题，都由社来解决。城隍信仰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是滨岛敦俊用力甚勤的领域。他在《明清江南城隍考》（唐史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的历史研究——唐史研究会报告一）第Ⅳ集，1988）中指出，市镇的城隍庙奉所属府县城的城隍神为祭神。镇城隍的发展，与其说象征自律的“都市”成立，莫如说是作为垂直的行政、统治系列内部自己主张的表征。这个垂直性的具体表现，在清代苏州可以求之于广泛看到的“解钱粮习惯”。他又在《明清江南城隍考·补考》（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的城市和农村》1992），再论了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圈，即乡脚的形成，及与此相对应的祭祀的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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