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1、2、3,1990），通过分析祭祀组织的帐本《祝圣会簿》，研讨了祭祀组织的社会功能。指出祝圣会的祭祀有着维系地域内诸集团水平结合的作用，这是由地域内的各种关系以祭祀为媒体结合起来的。桂华淳祥《从地方志所载庵的资料看明清佛教》（《大谷学报》75—1,1995）论述了明代以后寺院庵堂在浙江普及地域社会的程度。
夫马进对江南育婴善堂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在《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和地方社会》（《东洋史研究》45—3,1986）、《清代前期的育婴事业》（《富山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纪要》11,1986）二文中指出：清初，育婴事业开始于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其经营是由都市绅士和民间结成的善会的民办、民捐方式，国家并不强迫。但是，育婴、接婴事业的扩大（镇→县→府城），产生了善举徭役化的危险性和资金来源方法的变化——从同人义捐到土地收入和商行义捐发展，更在道光年间向土地所有者导入附加税的官捐。基于民治的育婴事业，在发展中介入官治，也把地方自治问题收入视野。
上田信还尝试历史人口学方法，从生态学方面捕捉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他的《明清时期浙东的生活循环》（《社会经济史学》54—2,1998），通过统计族谱所见成员的卒年，看到十七世纪以前，死亡月份不均（最高点是春、秋），十七世纪开始脱离季节变换的影响，至十八世纪则全无影响，表明十七世纪以前同农耕周期有关联，可能是由于慢性的粮食不足。十七世纪以降，情况之所以变化，主要是伴随宗族(Lineage)的分配机能、分配制度的行政化，原产美洲的农作物的引进，货币经济的发展，生态破坏，人们离乡出走等原因造成的。
三、地域社会论的反思
进入九十年代后，也开始对地域社会论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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