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名古屋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森正夫总结了地域社会论，认为地域社会问题的提出，直率地说，是针对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实际上对于中国史研究，地域社会论在提出“场”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缺乏历时性的研究以及作为“场”的一环国家问题的具体检讨不足，这些方面都是应当特别反省的。（《关于研究课题“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质”》，森正夫编《旧中国地域社会的特质》（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
会上，岸本美绪阐述了对地域论和国家论的看法：从推进地域社会论的上田信和山田贤的研究看，决不是国家没有登场，出现了有关国家的各种看法。把国家相对化决不是把国家无化。她还指出了讨论国家的方法等问题。关于“地域社会论”，岸本认为具有方法意义上的多样性。作为秩序论的“地域社会论”的特色，其共同点之一，即是注意某个地域社会集团的生成过程的微观事例。在这方面，应当重视以下看的观点。（《地域社会和明清国家论》同上）
1993年初，从事清代国家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的山本进提出挑战性的发问：80年代初期，关于商品生产与地主制的研究，人民斗争史、乡绅统治论等研究出现了停滞状态，在此情形下，地域社会论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引人注目。但在十年后的今天，还能够说地域社会论具有明清史的主导地位吗？进而他又指出，确实，地域社会研究在八十年代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单个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他认为地域社会化论者根本没有为了共同的理论和概念而采取任何行动。认为当今地域社会论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国家论。大多数论者只把国家作为地域社会的彼岸，而未注意国家权力内部的构造和矛盾。如果只是从数量上积累无数存在的地域社会原理的检证，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地域社会论目前似乎到了一个转折点。（《史学杂志》102—5,1993）
作为地域社会研究中坚的山田贤，最近就“地域社会论”给予较全面地总结，并正面对山本进的部分诘难提了回答。他指出，迄今尚无宣示“地域社会论”的研究，被总称为“地域社会论”倾向的思潮，没有产生出什么决定性，研究方法的程序，和随之而来的固定问题领域。那不如把“地域”作为方法和视角。这需要把地域从预设的空间范围解放，从人们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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