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山刚对华南三角洲聚落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珠江三角洲的集落与“村”》（《待兼山论丛》史学28,1994）中指出：已经形成的地缘集团，直到设置了社稷坛以作为联结居民精神纽带的核心，才不再是“集落”；行政上，则是对自发形成的集落进行制度上的整合，形成“堡一村”行政体系。又在《清末民国时期珠江三角洲顺德县的集落和‘村’的领域》（《东洋文化》第76号，1996）一文中，就集落（自然村）以及行政体系上的末端单位“村”（行政村）“乡”的境界·领域的有无和特点进行了探讨。
明清时代中国南方市镇兴盛，构成特有的地域社会。川胜守对长江三角洲镇市进行研究，川胜守《明末长江三角洲社会和荒政》（《西＠③论集》1984），以商品作物的增加等农业特征、都市化的社会改观、长江中下游流域米谷流通为中心，研讨了明末长江三角洲的荒政。他在《明代的水栅和巡检司制度——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域》（《东方学》74,1987）一文中，认为防卫行政机关巡检司等明末缩小，在江南三角洲可以看到其积极参加伴随居民自治意识萌芽的镇市自身行政。在《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共同基地·义冢》（《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4,1996）探讨了上海附近市镇志中对义冢的记载。林和生探讨了太湖平原乌青镇，他在《中国近世地方城市的发达——太湖平原与乌青镇的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都市和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中，通过宋、明、清乌青镇的事例，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接合点的镇市的兴起。森正夫等对江南三角洲市镇进行了实地调查，编有《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一书，把江南三角洲的市镇作为适合地域社会论素材的调查对象，探索历史学和地理学共同研究的方法。该书第三章是稻田清一的《关于清末江南的镇董》指出：清末，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区划，被所谓镇董的有力者所管辖，该体制在开港前已经以市场经济的发达为背景成立了。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大城市。有的探讨城市人口问题，新宫（佐藤）学《明初强制移住北京的富民层》（《东洋学报》64—1、2,1983），论述了永乐元年强制移居北京的富民层的实际内容、目的、经过和明初对富民的政策。他在《关于明代首都北京的都市人口》中（《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1,1991），论述了明初首都北京由于一般居民人口的增加，军人的人口比例低下，同时南京的军事机能渐减，伴随首都向北京转移，人口也发生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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