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表表明，清代苏州的义庄，５３．５％是设置在城市的，２４．１％设在市镇，城镇合计达７７．６％，设在农村的只有２２．４％。最为突出的是吴长元地区，在已明确地址的７１个义庄中，有６３个分布在城镇，高达８９％，只有１１％设在乡村。其次是常昭地区，城镇中的义庄占７７％，乡村只占２３％。昆新地区因为城镇发展相对落后，义庄设在乡村的比例偏高。

    苏州义庄地址集中在城镇上的特点，反映了该地地主居住城镇化的特点。清中期，“上田半归于郡城之绅富”，而田主“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到后来，地主“皆在城中，无有居乡者”［（２２）］。地权分裂成田底和田面权后，“田主只有田底而已，盖与佃农各有其半，故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佃农或易而田主亦不与”［（２３）］。田主不再关心佃户租田耕种什么，如何耕种，而只关心租粮能否足额征取。地权的频繁转换，大量乡居地主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而迁向城镇，田主与佃户往往互不相识，为了租粮的征收方便，宗族将义庄设立于城镇成为较好的选择。可见，一田二主和永佃制的盛行为义庄设立于城镇提供了条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义庄庄址城镇化实际上是苏州租佃制度和地主生活城镇化的产物。以往我们大多知道对于地主居住城镇化的概括性描述，而义庄的座落又为我们提供了颇有说服力的实例。

        三

    清代，特别是近代苏州，为什么会义庄林立，义田广布？康熙时，苏州人汪琬说，由于宗法关系松弛，即使“父兄子弟，往往争铢金尺帛，而至于怨愤诟斗，相戕相杀者，殆不知其几也”［（２４）］。乾隆时，嘉定人钱大昕则说：“自宗法不行，士大夫无以收其族，昭穆既远，视为路人，角弓之反频闻，葛ｌěｉ＠⑤之茈安望。”［（２５）］同时代人沈德潜甚至认为，正因为不设义庄，“遂使其始一人之身分而至涂人而不相顾，先王亲睦之教渐流于衰熄也”［（２６）］。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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