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为租受刑者奚翅数千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４２）］。对此，即使身为地主的陶煦也觉得太为过分，在描写了地主勾结官府对佃户敲骨吸髓、迫令家破人亡殃及亲邻后，愤愤道：“善堂或名清节，或名保婴，类皆拥田千百亩，而收租亦如上所云。独不思租重而农无以为生，虽有节妇，饥寒迫而失守，虽有婴儿，势亦不得不溺。岂所谓作善者耶？”［（４３）］善堂、育婴堂如此，更遑论义庄！如此不仁不义，反而说明了义田是对付外族佃户以收取重租的本质特点。
义田因由外族人耕种，业佃之间既无血缘关系，又少地缘联系，为收取足额地租，义庄可以派遣庄丁仆役或委托衙役胥吏对佃户尽情催勒。如华氏义庄声称，“义田与寻常家产不同，家产只供一家之用，租缺尚可别图，若义田缺租，其漕粮、赡族以及一切公用，何从挪补”［（４４）］。如彭氏义庄规定，“粮从租办，庄用全取给于田租，如佃农恃顽，送官立惩。”［（４５）］地主以宗族团体的力量。可以避免单个地主不易征租的缺陷，又以义田公产的名义，以官府为后盾，要求佃户不折不扣如期完租。最为有名的范氏义庄，其租由上就恶狠狠地载明：“本庄于月日开仓，尔佃速将洁净好米亲自到栈完纳，以便转输国课。如敢将丑米ｙà＠⑦交，及恃顽抗欠，立即送官追比不贷。”［（４６）］声名赫赫的范氏义庄如此，其它义庄的行径可以想见。
义田的收租也比一般田土严格得多。清后期，苏州地区地主收租以十日为一限，三限而止。头限让租一斗，二限七升，三限五升［（４７）］。而根据调查，苏州东山的义田，“对佃户限制颇严，租额亦高”，收租定为“五天一限，农民如在限期前交租可照实缴数打九折，在头限期照实缴数交，二限期则照实数加一成，三限期则照实数加二成”［（４８）］。义田不但限期短，而且限期内也比一般田地苛刻。
地主以义田为手段收取足额重租，在实际运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如《吴氏支谱》载，“向有我祖予采公遗存埭川田百二十亩，六房轮收租息，备办祭扫。嗣因顽佃抗租，轮收则愈滋弊，暂将此田分析，内提十四亩零，存于二房收息，抵办三处坟粮，其春秋二享各房津贴，于当祭之人行之，数年有余，渐多拮据。今丁丑春正月，鸠集子侄议，仍复前规［（４９）］。吴氏义庄收租合而分，分而复合的反复过程，完全是出于对付佃户的考虑，而结果仍然采用合的形式，可见义庄义田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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