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清后期的宗谱，有不少明载田产契据毁于战火，田主要求官府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试举三例。一例是，吴县丰裕义庄陆升禀称，“伏查故父承志捐田立庄赡族……匪扰后，各宪衙署卷据尽皆毁失无存。为此谨将原捐田数都图字圩亩分规条事实各原案备录清册，禀呈备案，并请录册，通详各宪立案，并求分行三邑知照注册，求请给谕印册，发庄遵守。”［（３８）］二例是，昭文县沈氏义庄沈寿祺呈称，“窃职故祖父赠四品封职沈作湘，于道光咸丰间置有常邑不等斗则粮田五百二亩九毫，遗嘱子孙立庄赡族。嗣职故父赠四品封职沈国球、故母周氏，暨故嫡长兄袭云骑尉附贡生沈寿康，先后辞世，继志未成。职等恪遵遗命，谨将祖遗前项田亩捐作义田，养赡ｇé＠⑥族，以完先人未竟之志。并职故妻顾氏捐立祭田一百一十四亩一厘八毫六丝，正于上年夏秋间，业蒙抚宪具奏，并将田亩字号及庄规各册结达部立案。此项田亩契据，实系于咸丰庚申兵燹先伯父等殉难时全行毁失。兹据迭奉宪查，理合据实声明，伏乞大公祖大人俯鉴下情，恩赐批准备案。”［（３９）］三例是，吴县叶氏赡族规条称，“庄中现置吴县各都图不等则田一千亩八分四厘，共契价银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五两五钱，又祠屋一所，系祖传旧产，坐落太湖厅治廿九都十四图，契据均遭兵燹毁失，现在仅存方单执业为凭，悉行加盖义庄赡族戳记，永远世守。”［（４０）］这三例，前一例是地主田产已捐为义田而经战乱契据毁失者，后二例是地主田产尚未捐为义田而契据已毁于兵燹者。前一例是庄主以呈官备案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地权，后二例是地主将已失去了的田产捐为义田，重新获得了地权。无论何种情形，都是地主以义田为借口，从农民手中夺回了已经失去的土地，恢复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毫无例外地得到了官府的承认。特别是后一种情形，地主在田契毁失后再将田产捐为义田，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战后义田的迅速增加，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重建租佃关系，恢复地权等一系列努力的产物，呈案备案，只是地主获得法律保护的手段。由此可见，地主为了重新获得对土地的支配权，恢复对广大佃农的统治，是战后苏州义田迅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佃农在高额地租压榨下，再生产能力大为降低，抗租斗争较之战前更为常见更为激烈，地主阶级惊呼“租风日坏”、“顽佃更多”［（４１）］。地方政府和地主为了收取足额地租和赋税，相互勾结，在苏州城设立收租局，各镇市设押佃公所，严惩欠租抗租，私刑拷打，百计追比，无所不用其极，以致“岁以一县计，为赋受刑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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