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父兄昆弟“无不以多财善贾著名乡里”的吴县张氏，经太平天国战乱，合族“百数十万之赀丧失殆尽”，从此家道迅速衰落，到张茂镛时，“*授室，几贫不能自存”，引起张茂镛的父母极大震动，他们“相对愁叹，尝曰：‘使先时有义庄田二三千亩，吾族犹有赖焉，必不至困悴如此。’因顾诏茂镛，‘尔他日幸而能成立者，必竟吾未竟之志，其毋忘。’”［（２７）］这条材料明确地告诉我们，地主阶级自己供认其设立义庄原来是出于自身及其子孙保持家财和经济地位的考虑。同治末年，林天龄也颇为感慨地说：“人情莫不私其所亲，莫不思置美田宅以利其子孙，不数传荡然无存，而义庄之设往往可久，即其子孙亦往往能自树立，以表见于世，且往往继其先志从而增置之。此非流俗施报之说也。孝友睦渊，任恤之教，涵濡者远，宇宙太和之象系焉，而况其子孙也。”［（２８）］林氏虽然没有说清楚义庄义田能传之久远的原因，却表明了义田之设可使家业田产有效地掌握在其子姓手里。

    这些人的感慨看来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同治十三年，湖北布政使武进人盛康在苏州设立留园义庄后，暴露其心迹道，有了义田，“则凡吾之子若孙若曾孙玄孙以至仍孙云孙而推之于无穷，不论贫富皆与焉。故自吾今日观之似涉于私，在子子孙孙世守之则仍大公而无私”［（２９）］。盛康虽然羞羞答答，将其设置义田美其名曰“大公无私”，但仍不得不承认是“涉于私”，出于自私的考虑。

    实际上，义田之设并不仅仅为了行宗法，联其宗而收其族，清前期人就隐约提到了。乾隆时人方苞“每见士大夫家累巨万，不闻置义田；即祭田，亦仅有而少丰焉。俄而其子孙已无一垅之植矣”，故说其设立祭田，“其法一取之吴郡范氏。不谓之义田者，徒为吾兄弟之子孙计耳，非能如古人之收族也”［（３０）］。同时代的苏州人鼓绍升也认为义田既“为族人谋，亦自为子孙谋也”。它只是“在家庭骨肉间同心并力，有无相通，习而安焉”，“尔今以富者之所余均之贫乏，以族人之所殖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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