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可以说是第一个比较“准确”的、大体上能代表全国十八直省（并根据明万历时旧额确定）的人丁税额数。由于清初的丁额是以明代的数额为基础，这就决定了清代早期的数额必定与实际的丁数有很大的出入。因此考察清初的丁数准确与否，恐怕并不在于“第一个数字”是否准确，而关键在于，依据近一世纪前的前朝额数所确定的数额，在随后的一些年份中是否曾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
根据表列数字，以顺治十四年为基准，到顺治十七年三年时间中，全国人丁总数增加了2.6%，“内审增丁”则增加了2.5%，年平均增长为0.8%。其中有一部分当是云、贵收复及各地招集流亡的结果。如果我们将这一进程加以顺延，将直到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前的整个时期都包括进来，那么，在这十六年间人丁总数增加了4.2%（康熙十二年全国共1939万丁），年增长率不过2.6‰。这就是说，“增补”的人丁是很少的。
进一步考察康熙、雍正年间的人丁增长情况，我们会发现，康熙和雍正年间年间，全国人丁年平均增长率为5‰（康熙后四十年，即二十一年到六十一年的增长率为7‰）。清初的人丁增长率是如此之低，以致它不但未能对以明代为基础制定的丁额做出适度的调整，甚至也未能够反映出当时人丁的实际增长情况。另一方面，康熙、雍正年间的人丁增长率，与乾隆年间的人口增长率（13‰）相比，差距甚大，而从康、雍、乾三朝的*、社会等情况来看，出现这种现象，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康熙、雍正时期的实际人口增长率，要比从人丁统计数字得出的增长率高得多（评说见后）。出现上述现象，当然不是由于什么单方面的原因（如溢额与否等），而是与前述清代编审制度本身的各种问题都有关联。
清初三朝人丁增长率过低，这也是人们怀疑人丁编审是否可靠的原因之一。清人王庆云曾从人丁的增长状况入手，通过康熙五十年与顺治十八年的丁数比较，而“疑圣祖深仁厚泽，休养五十年间”，何以“滋生不过十分之二”，并终于得出各省并未“尽数造报”的结论。[49] 《清朝通志》也是在比较康熙二十四年（2034万丁）到五十年（2462万丁）的丁数之后，得出“于前未甚加增”的评语的。[50] 他们解释这一现象的依据，便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这道著名的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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