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联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51]

清人的这些说法，无疑为我们指证了人丁编审并不可靠这一事实。

应该指出，造成清代编审不实的原因，并非只是由于制度度本身存在种种问题，人民避税、并户减口、以多报少，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在历代皆然，清代亦不能免。同时，如圣祖谕中所说，各地官员“恐加增钱粮”，以致不利于地方考课，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制度实行中的问题，还有许多表现，然而两方面比较，制度本身的问题无疑是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

总而言之，清代编审并不是意在统计全部人丁，也不可能计入全部人丁；它的着眼点，实际上并非是人丁数目之准确与否，而是一种赋额的确定，与赋税负担的如何分配。关于这种负税人口的统计，清人邱家穗认为，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籍其数而悉役之”与“听徙而不为之究”的两种倾向。前者使得“逐末者多，而转徙无常”，后者“则侨户甚逸，而无以宽土著之民”。故两者“皆有不可得而尽行者”。清代亦“不能究其实”，所定五年一编审之令，不过于两法之间，“稍得以视其税粮之高下，而酌其户口之登耗”，“斟酌行之”而已。[52] 任源祥也说，明代“有司惟以赋役之办集为课最，而不以户口之消长为贤否”，人口数字早已失实，而今“当此赋役大弊之余”，最好是“因势利导，随俗立法，而不失古圣人爱民之意斯已矣”。[53] 陆陇其则明确提出，明代户口“不缺额者莫如万历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万历；缺额多者莫如弘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弘治”；“损额之利孰与增额甚矣。额之当因时随地而不可必取盈也”！“愿为弘治之盛而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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