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总体性财政思想的研究微乎其微。赵晓雷略要分析了晚清财政观念的近代性转变：财政来源上，由“赋出于田”转为“赋出于工商”；财政收支上，由节流、“量入为出”转变为开源、“量出为入”；财政职能上，认识到财政不仅仅是皇室消费的工具，更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83]。魏丽英对晚清政界与思想界最初的铁路外债认识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些认识是政府铁路外债政策的理论根源^[84]。陈勇勤对清流党光绪初十年间的财政经济主张进行了论述，认为其各种主张的核心思维是加强中央财权，增加国家财政收入^[85]。

对于历史人物财政思想的研究较多。傅美林、唐竑彦从借用外债的目的、策略和规模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了张之洞的外债思想。他们认为，虽然张之洞对偿债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但其外债思想是当时先进的救国方案之一^[86]。杨宏雨则对张謇的利用外资思想及其特色作了探讨，认为张謇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思考显示出慎重灵活的态度^[87]。范继忠论述了郭嵩焘对于厘金制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原因。她指出，郭氏是厘金制的首倡者与践行者之一，但随着此制度的通行全国及漏卮四出，他转而对之反对^[88]。韩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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