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内府因差繁款绌而节次请拨部库，除承办典礼要差不计外，借拨数额达918万余两[59]。户部左支右绌，勉强支撑，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但专制主义*制度又限制了其反抗的权利，从而只能在“顾全大局”的体面借口下苟延残喘。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国家财政的日益窘迫和财政危机的接踵而来，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士，尤其是谏官言臣与户部大员，开始大胆奏疏，要求节制皇室奢靡和禁止内库侵夺外库，户部甚至公然拒绝内府的需索。这些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正面效果，有利于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
咸丰二年（1852），太仆寺少卿徐继畬奏请撙节内廷开支，减少土木之兴。他说：“宫廷内有一分之损裁，军民间即受一分之补益。”[60]同治十年（1871），谢维藩奏请内廷节俭，矛头直指同治皇帝：“皇上大婚典礼，采办、修造等事为费过巨……今以已绌帑项，供无底铺张，窃恐左右近习，揣摩夤缘，百弊交至，流极有不止于大婚一事者。”[61]翌年，大学士倭仁在《大婚典礼宜崇俭疏》中指出：“国家经费有常，宫廷之用多则军国之用少……应请饬下总管内务府，于所有应备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62]光绪四年（1878），御史张观准上奏指斥内府官员：谕旨令裁减宫闱经费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内府却以无可裁减复奏，“显逞其揣摩尝试之私，阴便其浮冒侵吞之计，怀奸不忠，请立予罢黜”[63]。二十一年（1895），御史宋承庠奏请停减各省应解内务府额贡，将节省之数解交部库应用：军兴以来，各省经费筹措维艰，而内府征求岁支仍巨。近年来内务府经费较之同治初年增至一百数十万两，内务府大臣亟应“酌量裁减，力求撙节”[64]。这些言论虽偶有过激之嫌，却似投石死水，激起微澜，对最高统治者起到了震动作用。
户部肩负总揽财政之责，面临皇帝传办内廷事务的上谕和国家各项急需支出的请拨，处于左右为难的夹缝之中。随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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