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的频繁和赔款、外债的激增，户部日渐丧失了兼顾国家与皇室的能力，抱怨之言随之而生。同治十一年（1872），户部奏请饬令内务府撙节用款，并拒绝了后者续请拨款的要求：皇帝大婚，部库甫经拨银120万两，内务府旋请续拨180万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专司供奉，但知工程活计均关紧要，而不知兵饷之例款、军务之急需、京饷之有减无增、部库之出多入少，其竭蹶情形更有大于工程活计者”[65]。次年，户部又奏请划清内府、外库界限，将一腔怨气挥洒殆尽：内务府频频借拨，漫无限制，有违国家定制，请饬其嗣后“不得纷纷咨部筹拨，以重库储而节糜费”[66]。
为维持国家财政的运作，户部在实践中也开始抵制内务府的借拨，并要求按年收回为内务府垫付的款项。光绪十六年（1890）起，户部每月代垫内务府应支御茶膳房经费银一万两，奏明在于各省关应解内务府经费项下扣抵归款。但由于内务府屡次奏请展缓扣还，所谓扣款归垫几同虚文。至光绪末叶，户部以国家财政困难危及皇朝统治为由，强烈要求内务府归还垫款，最终取得一些成效。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奏准在于广东太平关应解内务府经费10万两内划出72312.2两批解部库归垫，下余之数径解内府应用。但该关刚解过一万两至户部，内务府便奏准缓扣，于是所剩九万两又全数径解内务府[67]。三十二年（1906）至三十四年（1908），户部每年都奏请由太平关拨解户部四、五万两作为归还垫款[68]，虽然内务府仍有缓扣之请，但也不得不归还部分款项。又如四川省每年应解“另筹内务府经费”二万两，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三十一年（1905），“均因部库垫放过御茶膳房经费银两，改解部库归款，按年解清在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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