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近代化转型的不同路径和特点的比较。他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实行精耕细作，以种植业为主，效率比西欧高，为社会提供了较多的剩余，创造了比欧洲同期更高的文明。但由于中国较早的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清代人口到鸦片战争前夕，比明代盛期翻了两翻，而亩产量和垦田数却没有以相应的速度增加。乾隆中期以后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其实这是很明显的，不用算。乾隆时人口比明代盛期增加两倍。在社会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的条件下，要维持明代盛期的粮食劳动生产率，必须总产量也相应增加两倍，但根据清前期垦田及平均粮食亩产量增加的情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算出这样的结果。西方由于“黑死病”等原因，人口下降，不存在人口和土地矛盾问题。在谈到东西方商品经济对近代化过程的不同作用和结果时，他介绍了著名埃及学者阿明(SamirAmin)关于新的社会形态成长一般不是发生在旧社会形态的中心地区，而是发生在其边缘地区的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比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更为深刻，即使不是普遍规律，也是多数规律。中国传统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耕织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由于这种小农经济自身的特点，它必然要与市场发生联系，所以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但是作为这种商品经济和市场集中地的城市处于国家的心脏地带，容易受到国家的控制，难以自由发展。而欧洲中世纪的中心是在庄园，商品经济是在庄园的边缘地带发生的，形成新兴的城市，它们通常由市民自己管理，小生产者分化较快，受政府影响较小，因此成长速度快，能够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自由生长。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首先在欧洲产生了。
武力（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同意史志宏所作的中西比较，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发展动力都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为了解决资源和人口的矛盾，走的是内部优化资源配置的道路，实行精耕细作、兼业和租佃制等，养活众多的人口。这不同于西欧扩张性的道路，其发展也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他认为讨论中对国家的作用注意不够，实际上资本主义不仅是商品经济，还是一个法权体系，忽视上层建筑，就很难解释中西的差异。清代维持一个幅员辽阔由多民族组成的庞大帝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它不仅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府，还把重心放在西北，对海外扩张力有未逮，以至为了防止在海外出现对清王朝的反抗力量，进而抑制海外贸易和移民。传统工商业是为帝国服务的，从古到今，“重农抑商”是抑制民间工商业。现在人们讲白银货币化，讲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实际上并不是向外扩张，寻找外部的资源和市场，而是人家到你国家做生意，这与地理大发现后的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远不如欧洲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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