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雄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作了题为《传统经济再评价中的农业技术和耕畜资本问题》的发言。关于农业技术问题，他认为技术相对于经济来说，犹如树木和森林，技术的先进也并不等于经济的发达。科学技术并不包括生产力的一切。经济与技术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使我在对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这样的问题上产生了困惑。如果以“二李”（李根蟠和李伯重）的观点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两方面的代表，我有些观点与李伯重教授相左（如曲辕犂和铁搭问题），有些又与李根蟠教授不同（如宋代稻麦复种的普及程度）。关于耕畜资本问题，他表示不同意彭慕兰“耕畜多少对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影响，稻作农业比旱地农业需要的耕畜少”的观点。他指出西方是农牧结合，中国是农桑并举。在农桑并举结构下不但会出现耕地和劳力的紧张（种地所需的劳动力是养羊的100至200倍，种水田比种旱地需要的劳动力多，而种桑养蚕比种稻需要的劳动力更多，明朝人估计为100比5。显而易见，农桑并举下的劳动生产率不及农牧结合），还会由于牲畜缺失，出现畜力不足、肥力不足、营养不良等等状况。对于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耕牛数量的多少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唐朝时人们便已认识到“牛废则耕废”的道理，宋代有牛的客户（牛客）可以与地主对分，无牛的客户（小客）则与地主四六分成，称为“牛米”。从唐朝的有关政令可以看出，水田耕作比旱地耕作对耕牛的需求量要大将近一倍。明清时期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牛耕的使用量下降的趋势，并不表明牛不重要，而只是以人代替了牛而已。一牛可代七至十人之人。少一头牛，便需要七至十个劳动力来补充。中西方的分流并不始于19世纪，自古以来，中西方农业结构的差异及其发展、深化，是导致大分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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