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情时常发生。与蝗区相邻之地方政府，视灭蝗为他人之事，袖手旁观，以致蝗虫不能迅速扑灭，甚或漫延它境，愈演愈烈。所以清政府特别强调各级地方官员的“邻封协捕”职责，并且建立了将蝗情迅速通报邻境的制度：“地方遇有蝗蝻，一面通报上司，一面径移邻封州县星驰协捕。其通报文内，即将有蝗乡村邻近某州县，业经移捕之处，逐一声明，仍将邻封官到境日期，续报上司查核。”[40]
清代严厉处罚捕蝗不力官员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督抚等封疆大吏。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清政府接报，江苏、山东部分地区发现成群飞蝗。乾隆皇帝立即派户部侍郎裘曰修等驰赴察勘，同时严厉惩罚有关官员，将“各该州县官，即应查明革职拿问”，两江总督及江苏巡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督尹继善、巡抚陈宏谋，即不能董率于前，复不即严参于后，所司何事，亦应交部从重议处。”[41]嘉庆七年（1802），山东出现飞蝗，嘉庆帝多次谕示山东巡抚和宁详细查勘据实奏闻，和宁隐瞒实情，终被发现，遂以“匿蝗不报，其罪更重，仅予罢斥，不足蔽辜，”将和宁“发往乌鲁木齐，自备斧资，效力赎罪。”[42]
为了能够及早发现蝗情，清政府特别制定了地方官定期巡查制度。“直省滨临湖河低洼之处，须防蝻子化生。该督抚严饬所属，每年于二、三月，早为防范，实力搜查。一有蝻种萌动，即多拨兵役、人夫，及时扑捕。或掘地取种，或于水涸草枯之际，纵火焚烧。各该州县据实禀报，该督抚具奏。倘有心讳饰，不早扑除，以致长翅飞腾者，一经发觉，重治其罪。”[43]
灭蝗的另一个关键是调动和组织民众力量参与捕蝗。乾隆皇帝对此特别重视：“捕蝗必用民力，人力胜，则蝗不成灾。”[44]江苏是蝗害频发地区，乾隆年间该省专门制定了动员社会力量灭蝗的“捕蝗规条”。责成佃户、田主等随时巡查扑捕，各级地方政府严格监督。直隶则采用了“护田夫”的做法。每村设立护田夫，每3户出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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