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收成的预报一般在当年的五月，也是以省为单位进行。奏报内容为两项：一，全省当年收成估测分数；二，所属府、州当年收成约估分数。有些省分在奏报的“收成约收分数”折后，附有全省各州县“约收分数清单”，详细开列省内各州县当年农业收成约估分数。

除临事奏报与按期例报外，有时清中央政府还就其特别关心的问题和情况令地方政府予以专项报告。乾隆十三年（1748）春，山东部分地区旱情严重，该年五月，乾隆皇帝谕：“山东被灾地方，朕心刻为廑念。兖、沂、曹、泰等府，自前月初间普得透雨之后，二麦收成分数如何，秋稼种植情形若何，此后曾否续沛甘霖；其济南等迤北地方，前此既未沾足，四月杪所得之雨，亦仅二、三寸，此后曾否得雨，秋田曾否播种，二麦是否可救。通省赈务既经分委查办，及今几及两月，所办一切散赈事宜若何，委员是否实力奉行，灾黎是否均沾实惠。如近来雨泽短少，应作何预为筹划，曾否先事绸缪。”令山东巡抚阿里衮详细查明，逐一回奏。[53]

对于雨水、粮价、收成奏报的重视，还表现为清朝最高统治者在阅读这类奏折时非常仔细认真，推敲研究，他们往往能够敏锐地发现奏报中存在的疏忽和错误。乾隆四十五年七月（1780），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报甘肃得雨情况，奏折中称：“五月二十四至六月初一、二得雨，于各处之农田均为有益。又称，除被有偏灾之皋兰等十三厅州县，现在履亩查勘。”乾隆皇帝览奏，并与原折所附带之“得雨分寸单”仔细对照，发现两者不符，问题很多：“阅得雨分寸单内所开，皋兰等十五州县，得雨三、四、五寸，而会宁等十八处，得雨二、三寸。皋兰等处既得雨四、五雨，则雨泽尚不为小，何以折内称为被有偏灾；而会宁等处仅得雨二、三寸，实未深透，转称可冀其有收，更属难解。且其所称十三州县，亦未分晰开明某州某县，以甘肃通省各州县计之，究属十分之几。著传谕勒尔谨，即行查明，分晰开单呈览。”[54]这样的事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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