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遇到新旧任交代时，应该逐款清查，如果发现旧任有亏缺，新任官员禀明上司后，该上司即应据实奏报查参。可事实上，各直省州县在新旧任交接时，遇有款项短亏，该上司为了规避失察处分，不仅不加查办，反而令新任之员含混接受。新任之员迫于上官之命，“畏干参罚，勉强担承，虚出通关”。接任之后，因为本系接受前任亏欠款项，于是有恃无恐，并不抓紧弥补。更有甚者，以此藉词贪婪苛敛，“胶及闾阎，私肥囊橐”。等到该员任满卸事，又复依样交代。这样经过数任，辗转数手，必然是旧欠仍悬，新亏又增。一些外省州县官员，出资捐升，其资“若非挪移官项，即系剥削民膏”。一经捐升，铨除他省，对于本任原亏款项，“脱然事外”。有的因为亏空过多，又复“夤缘上官，恳乞奏留，以图掩饰，皆多不免”。这些恶行相沿成习，对于帑项吏治大有关系，必须力加整顿。嘉庆令各督抚通饬藩司道府等，“嗣后各州县新旧任交待时，务将仓库款项，逐一清厘。如实系旧任亏缺者，即将旧任之员揭参治罪，仍责令照数赔补，毋许抑勒新任接受，以归核实”[46]。
易州知州陈渼在刑部审讯时供称，任内亏空，皆系因公赔累，仅办理5次大差，即赔累银10 000余两。嘉庆断言，“清跸经临，从无扰累”，直隶办差，一切费用出自恩赏、官捐、民力三者，如果经理得宜，原无赔累。地方官员办理不善之故，总缘滥支滥应。胆大者挪动官项，胆小者科派民间。裘行简亦奏称：乾隆三十年前差务较多，从无亏空。至乾隆三十年以后，差务较少而亏空曰增，皆缘大吏徇私废法，州县遂至玩法，藉端亏空派累。任情馈送，风气所趋，渐滋奢靡，于吏治帑项大有关系。嘉庆谕令将此等费用一并禁止，“食物尚不准送，倘有送盘费者，一经发觉，计赃论罪。”[47]
嘉庆十年十二月，直隶遵照嘉庆旨意，严查交待。查得顾宾臣、李光绪、宋远、叶庭和、宝德等5人在任亏空银数。经接任之员逐细查核，其亏缺实在嘉庆九年以前，但查出是在嘉庆十年，究竟能否归人清查之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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