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清朝政府的矿业政策虽时紧时松，但铜铁等物乃国用、民用所需，加之商人亦要以此牟利，只要可能，便开矿不止。自康熙中期后，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陕西，以及云南、贵州等省山区，经常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矿徒、矿丁，开山挖矿。康熙末，四川“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余人开矿，随逐随聚”[25]。广东冶铁、采煤、伐木，“佣工者不下数万人”[26]。广西仅庆远府南丹州所属山区，有矿徒“十余万人，盘踞在内，地方文武无计解散”[27]。四川昭觉县，“当乾嘉时，矿厂甚王（旺），汉人居于斯土者成千万计”[28]。贵州“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有余处，每厂约聚万人、数千人不等”[29]。矿业最发达的云南省，极盛时，“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矿丁，无虑数百万”[30]。此说虽不免夸大，但可想见矿丁数量确实不少。清代矿业的最大问题是聚散不定。这既有矿脉穷尽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受政府禁矿思想的干扰。从矿工成份而言，主体是贫苦农民，队伍亦不稳定。不管如何，几十万人的队伍是会有的。

船民、渔民、船工。据有的学者估算，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沿海商船，其载重能力在700—800石至7000余石，即50—500吨之间的，约有9000余只，即近一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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