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中商业人户约有近千家[50]。临清的商业活动在山东位居上乘，在沿运河城市中也称得上佼佼者。滋阳大概属于中等水平的县份，或中等稍稍偏上。不过据作者称，滋阳的统计不全，只相当于全县人户的三分之一，否则商业人户还要增加。一些全国著名的中心城市如北京、苏州、汉口、广州、天津等等，商号都超过千家。就连佛山、吴城（江西）等镇，也有“ 阛阓千家”之称。
比较起来，边疆地区的商业活动开展较晚，但也不是空白点，有的地方还相当活跃。北疆城市张家口，嘉庆末已有商号二百三十余家。内蒙古的绥远城，乾隆时，铺户四街八面，一等至六等共1530铺[51]。新疆的乌鲁木齐，因“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及乾隆二十七年，已“开设市肆五百余间”[52]，而且势头还在不断增长。作为全疆*、军事中心的伊犁地区，共建大小九城，其中仅绥定城内就“商民逾百家”[53]。南疆诸城，商贸一直发达，乾隆中期后，与内地交往增加，繁荣程度有增无减，以喀什噶尔为例，乾隆二十八年商民铺房、堆房二十八处，嘉庆十五年（1810）很快增至一百四十处；又如叶尔羌，亦由原商民十九名、铺面房四十间，增至一百八十余处[54]。关外东北地区，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等地，就有从直隶和晋豫等省流入的商贾、工匠、佣人等三四万不等[55]。按缩小估算，商贾人等起码有4000—5000人。道光三年（1823），科尔沁右翼中旗查出民户二百五十五户，铺店酒肆竟有十六家[56]，占总户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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