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孙祚民、蔡美彪的论点由于受到当时极左的*气氛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彻底的弱点，如他们也一般地认为农民“反封建”等等，这常常使他们的论点陷于矛盾状态。董楚平在这个问题上则克服了他们的不彻底性，提出了有名的“修理工”思想。他说，不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全过程来看，农民战争都未曾反对过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相反，它是封建制度的“修理工”。因为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下降阶段，千百次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封建制度的正常机能未能发挥而爆发。就是说，封建机器还未使用到极限，只是由于发生某些故障而无法运转，或由于时代水平的提高使它的某些部件需要换新。农民战争的任务不是把这部机器拿去报废，而是加以修理或改装。不管起义农民当时是如何想法，客观规律性的作用使农民战争只能起封建制度修理工的作用。在封建制度还未报废的时候，做它的修理工并不是屈辱的角色。只要修理得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4]

         就象50年代孙祚民的论点、60年代翦伯赞、蔡美彪的论点曾经激起过人们的义愤一样，董楚平的“修理工”的论点，在80年代也同样使一些人感到怒不可遏。由此而引发了一场以平均主义功过为焦点的大论战。

         有一面公开打出的历史主义旗帜，有一批学者明确表示在这面旗帜下从事研究，有一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作品体现了历史主义精神，所以，我们说，以翦伯赞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构成了一个阵容整齐的学派——历史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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