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拉氏等人眼里，正在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不过是一般的“民教不和”,因而他们只是命令地方官“持平办理”，以消弭这种“民教之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那拉氏政府将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平原县令蒋楷、营官袁世敦“一并革职”，山东巡抚毓贤也因对蒋、袁“意存赡徇”而被“传旨申饬”。第二天，又向各省督抚发了一道上谕，说：“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耽耽，争先入我堂奥”。“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显然，那拉氏集团感到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方面，而并非来自义和团运动。他们正在精心策划着废光绪帝的阴谋，当然不愿意遵从帝国主义的意旨镇压义和团。同时，他们更不愿意在面临着与帝国主义决裂的危险时，激起国内人民的反对。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了任其自流的纵容政策。

　　由于帝国主义一再施加压力，清政府被迫于是年十二月六日，调袁世凯“署山东巡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义和团的纵容政策有所改变。首先，袁世凯署山东巡抚后，毓贤并未革职，仅奉命入京“陛见”。三个多月后，毓贤调任山西巡抚，哀世凯才得实授山东巡抚。那拉氏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表明：毓贤在山东纵容义和团没有罪。其次，袁世凯到任后不到十天，清政府一连三道谕旨告诫他“不可徒恃兵力”、“不可一意剿击”，反复强调“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半个月后，那拉氏仍在警告袁世凯“无挟非用兵不可之见”。而在同一时期中，那拉氏的一道上谕却肯定义和团为“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并为地方官严格规定了办理有关义和团案件的原则即“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44、46、47、61、53、82页。）这里，不但对义和团运动的纵容态度表现得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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